薛  联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一师后方医院，驻在黄海之滨东台县沿海岸线上，这里收治了许许多多伤病员。在日伪“扫荡”极频繁的环境下，对确保伤员的安全，鼓舞我军的士气，进行艰苦的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

1941年冬，我从新四军卫生部的卫生学校学习结业，和王桂馥、王冲、沈刚、徐贞等十人，由组织上分到一师后方医院，我被分配在二大队工作。所在地区主要是盐民和渔民，居住非常分散，户与户之间相隔较近的有四至五里路，远的有十几里路，中间还有小港，条件极为艰苦。医院各级领导，要求每一个医务人员，树立一切为了伤员的思想，在绝对保证伤病员安全的同时，要提高治愈率，减少残废，促使伤病员能尽快返回战斗部队，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使抗日战争早日胜利。

为了对付日伪军的频繁“扫荡”，确保伤病员的安全，医院化整为零，以每个伤员组为单位分散隐蔽在每个村庄上。我们二大队驻地东南是弶港，西南是三仓河、一仓河，北面是小海，中间是一望无际的荒草地，方圆有七十多里。在日伪“扫荡”最要紧时，一个组伤员还要再分散。每当海水涨潮时，去隐蔽点看望伤病员就十分困难，因没有钟表准确地掌握潮水的涨落时间。为了保证伤病员及时服药和吃上饭，常常要蹚着海水，特别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天，光着脚蹚海水，脚常被冰块和冻土刺破，鲜血直流，加上海水浸泡，真是钻心地疼痛。但我们想到伤员都是为民族解放而负的伤，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

医院分散住在盐、渔民家里，当时盐、渔民的住房十分简陋，在不灌盐卤的盐池底上，铺上厚厚杂草就是病房，人进出只能爬行。盐池实际上是地坑，上面有屋顶，可屋檐离地面只有一尺多高，门开在朝南的山墙上，屋上还要拉上绳网，防止海风掀翻屋草。晚上常有成群的散养牛从屋顶上走过，屋顶往往被踩出一个个碗口大的洞。工作人员和盐渔民同住，房东一家人住里间，我们住外间。外间是烧饭和圈养猪牛的地方，我们就和猪牛成了近邻，夜间猪牛撒尿，常将我们的草地铺浸湿，到了冬天，猪大概也怕冷，常来扒我们的铺草，这算小“摩擦”；有时还有不友好的表现，晚上来扒被子和啃我们的脚。牛也不是个好处的邻居，它不停的嚼草声和喘气声就在我们的耳边，没有入睡前，听了使人心烦，好在当时年轻，一躺倒就很快睡着了。为保护伤病员的安全，一般情况下，每天在拂晓前，就要帮伤员换好药吃好饭，和房东老乡一起，将重伤员抬到野外隐蔽好，轻伤员留在住地，见机再行分散。因我们住地周围就有日伪据点，近的只十多里路，远的二十到三十里路，虽叫后方医院，可整天处于战备状态，要随时做好隐蔽和分散的准备，晚上常和衣而睡。在正常情况下日伪军出来“扫荡”，我们能事先得到情报。情报来源：大规模“扫荡”由上级通知医院；小股“扫荡”由院部警卫排和大队干部负责巡逻侦察，发现敌情，随时通知我们各伤员组。为了便于隐蔽，我们工作人员和伤病员不穿军衣，改成当地群众的打扮，围上蓝布长裙子，头上包块头巾。

二

后方医院不仅驻地分散，设备极其简陋，而且药品十分困难。我负责过重伤组，也负责过轻伤组，从早到晚考虑的首要问题，不仅是伤员的安全和治疗，还有如何保护药品、纱布、绷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宁可丢掉自己的背包和用物，而药品、纱布、绷带等从没有丢掉过。当时的药材来源极其困难，连清洗伤口的双氧水都不能轻易用，而是用食盐开水冷却后洗伤口。没有抗生素一类药品，只有消治龙和消发嘧定等消炎药，而且数量也太少。记得有一次给伤口化脓的孙长根同志五粒消治龙，发药的同志不小心，一粒药掉落到伤员草铺上不见了，这下可闯了“大祸”了。当时一粒消治龙非常珍贵，为了找到这粒药，花了两个小时，将伤员抬开，一把草、一把草地检查，最后连草带泥用筛子筛过，总算找到了。止痛片也不轻易使用，轻伤员让给重伤员。战斗部队的战士爱武器，我们卫生员把药品看成和武器一样重要，有时伤员收多了绷带不够用，就将自己的被单、被套撕开当绷带用，换下的纱布绷带，将脓血洗净消毒后再用，要反复使用若干次。

我们所以如此重视和珍惜药材的另一个原因是，采购药材要冒着生命危险。这里要特别说说我们卫生部药材科长张启隆，他带领十多位精明能干的同志，负责全师的药材采购储藏和供应工作。其中一部分药材要到军卫生部去领，往返要冲过敌人层层封锁线。大部分药材都是由张启隆带领精干人员，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南通、如皋、海安、栟茶等城镇采购，再设法通过党的地下交通运出来。有时也通过当地可靠的商人和医生代买一些药材。有些药材我们自己动手配制，如伤员用的补液生理盐水是自己做的。没有蒸馏器制作蒸馏水，就用雨水或井水，经过反复多次过滤配制生理盐水；没有高压消毒设备，就用一到二千西西烧瓶来烧；没有酒精灯，就用煤油灯烧，甚至用木炭烧。当然，这只能用皮下注射。药膏基本上全是自己做，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加羊油或牛油来代替。药材采购难，保管储藏也难，不能集中保存，要分散存放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有的要装箱埋在地下，有的交给可靠的群众藏好。我们司药员每领一次药材，要拎着篮子跟着药材科同志跑上几十里路。

我们这所后方医院，有时简直是四面楚歌，三面有敌人据点，背又靠大海。遇上大潮汛及台风加暴雨，大海就像敌人一样，对我们具有威胁性。有一次，由于台风加上整整一天的暴雨，遍地是一片汪洋，水浅的到膝，水深的齐腰胸。我们的来越大队长担心三十里外的笆斗山、由卫左同志负责的一个重伤组的安全，不顾自己生命危险，蹚过齐腰深的水，顶着大风大雨，足足走了大半天，才到了笆斗山，见到房子没有倒塌，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安然无恙，才放心地笑了。可他由于过度劳累，却一头栽倒在地，好一会才清醒过来。但有时在紧要关头，大海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成了我们这所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后方医院的后方和退路。在1942年底到1943年初，日伪军疯狂对我们这小块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时，重伤员、药材，以及体弱的小同志，就隐蔽在海船上，远远地跳出敌人包围圈之外，有时若遇到不测风云，麻烦也不少。记得有一次，船没有靠近海岸线，正巧遇上了台风，同志们都在船舱里，唯有药材科长张启隆和船老大，在船台上掌舵、拉着帆，紧张地在大海上航行。突然一声巨响，大桅杆被狂风刮断了，可桅杆上的绳索没有断，断杆拉着帆被风吹到船上的一侧，顷刻间船身倾斜，眼看就要翻船，情况万分危急。这时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船老大和张启隆同志，当机立断，抡起斧头狠狠几下，砍断了绳索，脱开断桅杆，又迅速将两根小桅杆上的帆拉向另一侧，才拨正了船身，重新控制了航行方向，朝岸边一侧前进。经过艰苦而紧张的搏斗，终于驯服了咆哮的大海，安全地抛锚靠岸。船舱里的伤员和工作人员，除了一直呕吐外，压根儿不晓得他们又一次从死神手里逃脱了。

饮水也是我们当时的一大困难。驻地没有淡水，生活用水就用海水。洗过的衣服晒干了，会泛出白色的盐硝，特别是深色的衣服，盐硝更明显，手摸着衣服总感到没有晒干。食用水要用牛车到几十里路外拉回来。夏季雨多，淡水也省着用，洗澡都是用咸水。冬天落雪，同志们用面盆把雪端回来擦澡。环境紧张时，无法到几十里外拉淡水，只好用海水做饭。海水又苦又涩，实在难以下咽。但坚信抗日战争必胜的同志们，没有一个叫苦，始终顽强地坚守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

三

新四军和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我们这所医院，更是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掩护，就没法生存。记得那是1942年的初夏，我们一个重伤组有五位伤员，全是下肢骨折，集中隐蔽在九里沟的一户人家。因前一天接到通知，说敌人近日内不会出来“扫荡”，为了减少搬动给伤员增加痛苦，拂晓前没有将伤员疏散到野外隐蔽。吃好早饭后，我们正准备给伤员清洗伤口换药，突然看到西南方向有群众向我们这边跑，不一会就看到日伪军扛着太阳旗在村前一条小路上走来。村庄和小路只隔一条小河浜，河浜里长满一人多高的芦苇，下有半人深的水，河面不宽，带点劲就能跳过去，伤员已来不及疏散出去。住房虽有前后门，房后也有一条小河浜，但没有围墙，只要从房子里走出，就会暴露目标，情况万分紧急。这时伤员中有一位排长又是党小组长，他果断提出要我们两个小同志撤出去以保存实力，今后好为更多伤员服务。我和护理员哪肯撤出去！房东大娘看到我们不肯离开，也挺身而出，吩咐我们快撤走，伤员由她来掩护，党小组长再一次以党组织的名义，命令我们撤出去！我们只得含泪离开，猫着腰贴地爬行，迅速钻进村后的沟浜里，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忽然在我们村子西面，响起了一阵枪声，事后知道是我师八团的一个排和敌人遭遇上了，他们晓得九里沟有伤员，就边打边撤把敌人引开。日伪军听到枪声，慌忙调转头来，直向我们村子而来。房东大娘已将前后门关好，自己则坐在前门外若无其事地纺纱。我们隐蔽在房后沟浜里，能清楚地听见敌人大声责问大娘：“新四军到哪里去了？”机警的大娘，用手向西指点，并回答说：“新四军向西去了。”由于枪声越打越紧，敌人绕到村后小路，直往西跑去。他们怕遭到埋伏在沟里的新四军的袭击，边跑边向沟里开枪，大声喊叫新四军快出来。我和小护理员隐蔽在深水里，只将嘴和鼻露出水面，做好了充分准备，除非敌人将我们从沟浜里拉出来，决不暴露，宁死不做俘虏。算我们的命大，敌人子弹都在我们周围开花，掀起小小的浪花，而没有打中我们。

敌人走后，我和护理员全身湿淋淋地回到住房，看到伤员们仍紧握手榴弹，严阵以待，准备敌人一旦进来，就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目睹这一切，我和护理员热泪盈眶。就在这时，我们的队长朱群同志来到，才知她也埋伏在我们驻地附近。她担心我们这两个不满十七岁的小同志和五位伤员的安全，绕道设法接近我们，想来帮助我们转移。因日伪军这次是突然袭击，领导上来不及通知。她听了大家如何跟敌人斗争的叙述，连忙感谢房东大娘，并表扬了伤员党小组长在紧急关头做出的决定。平时房东大娘待我们比亲娘还亲，她家仅有的两只鸡生的蛋，自己不吃，全给伤员吃，还给我们做合脚的鞋子，真是军民鱼水情，亲如一家人。还记得有一次，那是在1942年2月下旬的一天傍晚，由东台富安区杨卢乡的七、八位群众，抬着头部负重伤的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区委书记杨炯同志，送到我们医院，由我们组接收治疗。当时群众激动地告诉我们：杨炯同志深夜正在梁家墩子召开区委会，因区队出了叛徒，向日伪军告密，使区委会遭到袭击。在激战中杨炯同志中弹倒在血泊中，后我们主力部队赶到，敌人才仓促逃走。村里群众得知杨炯没有突围出来，连忙前去查找，发现杨炯伤势严重，已经失去知觉，就用门板抬着她沿海岸线去找部队医院。每天天亮走，天黑前住宿在沿途老乡家中，中午就啃点自带的干粮，就这样走了一村又一村，终于在一个村子上找到了我们医院。直到杨炯同志转危为安后护送的群众才陆续返回。这样的好大娘、好群众在根据地，何止千千万万，他们用生命来掩护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的生动事例，真是举不胜举啊！

我们这所坚持在小块根据地的后方医院，在服务军队的同时，也服务人民群众。平时驻地人民来看病，分文不收，随到随看，还经常到群众家里送药打针，深夜常为驻地产妇接生。记得1944年冬天，为一位年近四十岁的产妇安全地接生一个胖男孩，婴儿的年迈祖父母，笑得合不拢嘴。婴儿的父亲是位四十开外的教师，解开棉袍大襟，将儿子抱在怀中，真是晚年得子，倍加高兴。不料产妇胎盘久久不下来，大家都万分焦急。我们医院设备条件虽然简陋，但经过严密消毒，由军医沈静同志采用了人工剥离方法，将胎盘完整地剥离下来，使产妇转危为安。产后母子都很健康，他们全家乃至全村都很感谢新四军医生和医院领导。按当地风俗习惯，全村热闹了三天，我们也与民同乐了三天。

《东台县革命斗争史料》（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