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秀良

报纸的通讯工作和大众化

提高工农大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是《东台大众》的一项重要任务。报纸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和内容大众化方面做过不少工作。

报社设立通联科，由蔡雪晶负责。联系区乡通讯组、作者和通讯员。向投稿积极的同志颁发“通讯员证”，还在报上办一个《东台通讯》专栏，半月一期，进行业务指导。如发表报导提示、写作指导、大众习作、经验介绍，公布来稿统计，表扬积极写稿的同志等。一百零五期报纸的《东台通讯》上，在来稿统计后面登了一首鼓励大家积极写稿的顺口溜：“半月一次小统计，大家看来大家比，榜上有名再上劲，榜上无名不要气，月半过去到月底，月底又要再统计，只要大家多写稿，这次不见下次见”。

一百一十期（9月1日）报上，出了一版“记者节特刊”。公布全县有三十九个区乡通讯组，七十七名通讯员，一百一十四名工农通讯员；14个月共收到来稿三千七百零五篇，并发表《大家动手做好工农通讯工作》的评论，仲宣和张希俊写的《唐洋区委工作经验》，工农通讯员何良津写的《我的写稿经过》和梅仲明写的《我的检讨和保证》等文章。

为了适应当时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东台大众》比较注意内容通俗易懂和形式生动活泼，使读者爱看爱读。首先我们在标题上花功夫，如四十八期上，“你看反动派心有多毒，拆散上万人的亲生骨肉”；四十九期上，“反动派服硬不服软，你打得凶他溜得凶”。报纸的评论栏目有社论、小言和有话就说。第二版有天下大事或时事讲话。有画报、插图和报头。副刊上经常发表各种小调、歌谣、快报、说唱、七字段，有故事、神话、游戏、猜猜看等，还有春节文娱材料、春联、挑花担等，对配合中心任务的宣传起了很好的作用。编画报、刻木刻、画插图和编《有病问我》稿件方面，缪涤生是难得的多面手。在编写说唱方面，王朝银最有办法。他编写过很多文娱宣传材料。他写的《陈文书翻身记》（七字段）由华中新华书店出版，是“旧瓶装新酒”的一种尝试，很受群众欢迎。

我们是怎样艰苦坚持的

两年来，先后在《东台大众》工作过的同志很多。工作时间最长的是薛太和、蔡雪晶和我三个人。程兆瑞是报纸创办初期的负责人，在他的带动下，1946年6月，我们在城区何垛土地堂，腾出房间来编辑出版了三十多期《东台大众》。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台城，遵照县委指示，报社和印刷厂都下了乡。12月初复刊，出了四期石印报，每期印一千五百份左右。同时到靠海边的灶区把机器和铅字安装起来。1947年元旦便恢复出铅印报纸了。这一期报上登了一封给程兆瑞、于铁、蔡雪晶、张卓方、章壮观和徐焉的公开信，要他们为人民功臣记功、写稿。这时，他们都以“本报特派记者”名义，分散到各区进行采访。薛太和到印刷厂去当厂长，负责艰苦的恢复工作。有一段时间，编辑部只留下我一个人，随县委机关活动，在县委宣传部仲雷、姚洛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那时候，印刷厂也精简了。只留下一位排字的、一位写石印的、一位画画带刻字的、一位印石印的，加上薛厂长、炊事员和送报兼学石印的，一共七个人。印报纸的机器没有人会搞，便由老薛和四位外行，七手八脚拼拼凑凑装上去。工厂住在一仓东北十多里的叫“八里风洼”的地方。那里很荒凉，一眼望去都是草地，只看到牛车出没和成群的野鸭子。走上几里路才望见一家人家，房东叫梅增寿，是位贫雇农，得田户，对我们很好，就是地方窄，厨房做了排字房、炊事房和宿舍。石印放在一个原来的猪圈里。机器房便在猪圈东边三面帐笆搭的小草屋里。

那时候，编辑部跟县委活动，离工厂时常有十多里，有时靠近三十里。每期报的稿子便是靠宣传部小通讯员朱寅宝送的。他经常起早带晚，冒着风雪，在沼泽地里涉水踏冻，来回一趟要走四、五十里，从来没有耽误过。

这时，厂里排字只有一位徐必章，除了排报，还要排宣传品，有时印石印的王宝银抽空来帮忙。冬天，日天短，天气冷，常常要干到更把天才能把版子拼起来，再搬掉一些铅字，打铺睡觉，搞机器主要是王宝银和写石印的施耀庭。老施写得一手好字，弄机器是头一回，又有气喘病。报版子上机器往往有二更天了，印到天将亮才得好，半夜里西北风呼啦呼啦，走芦苇孔里钻到小草屋里冷得要命。有时机器上脚踏的地方坏了，只好用手拼命盘大轮子。第二天早晨，几个人的脸上都发白了。

那时候，厂里铅字不全，临时要刻的字很多。刻字的任务便落到戴老花眼的缪老头上。他会画画、刻图章、看病，刻铅字却是头一回。尤其是五号字又小又难刻，时常要刻到更把天。火油灯没有罩，老花眼看不清，头往前一冲，烧掉头发也是常事。

报纸印好、数好、卷好，便由朱学钊送上交通站。为了不脱期，总是天蒙蒙亮就出发，海边风大，地冻路滑，水塘多，脚踏车没法骑，只好背了走，小朱脚面上害冻疮，还是要赤着脚走头二十里路才到达目的地。

搞石印也真艰苦，由于反动派的封锁，没有洋造的药水纸，只好自己用白糖和小粉浆搞土造，照样好画画写字。好几种石印用的东西，树胶、硝镪水，常常没有，油墨又差，猪圈四面通风，水揩到石板上就结薄冰，但是在王宝银同志的努力下，终于克服困难，把漂亮的画报和宣传品印出来了。

1946年冬天，我们就是这样艰苦坚持过来的。生活上的困难不在话下。1947年春天，印报的黄学富等几位同志调来后，情况才逐步好起来。

敌人的几次大“扫荡”，给印刷厂增加了很大困难。要把机器、铅字拆下来，装到船上沉到大河中心去，或者在田里挖塘埋下去，上面再耕一次，不露痕迹。反“扫荡”结束再捞上来，挖出来，装起来。这要动员很多群众帮助搬运和严格保密。两年中，报社经常移动，先后住过袁家墩子、姜家墩子、刘家墩子、殷家墩子、文庙、西舍等地。在灾荒严重的日子，报社同志多次把节省下来的口粮和津贴救济受灾的群众，缪涤生经常帮助地方群众看病，送医送药，受到群众好评。那时候我们和人民的关系真是同患难、共生死的鱼水关系啊！

《东台大众》所以能在敌后坚持出版，取得较大成绩，最根本的是靠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战争年代全党办报用报的观念很强，县委和区乡很多同志都积极为报纸写稿，通过报纸指导工作，鼓舞斗志。

1947年8月2日。《东台大众》出版一百期特刊时，梅村同志发表文章，指出：“东台大众的历史，是同东台人民光荣的斗争史分不开的。谨致节日的祝贺，来庆祝这一光荣的节日。”宣传部长仲雷和副部长姚洛同志联名写了篇《一点诚意、三个意见》，表扬了报社同志，表扬了为党报积极写稿的仲宣、陈日昇等同志。特刊还发表了工农通讯员崔宗宽等十五位同志的祝贺和保证，发表了以编辑部名义写的《我们的初步检查》。印刷厂朱学钊写的《我们在海边上过冬天》，缪涤生刻的六幅版画，生动地描绘了那一段艰苦坚持的斗争生活。

从那时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回忆起《东台大众》这一段历史，我们总是深深地怀念着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和老乡，悼念已经逝世的于铁、施耀庭、缪涤生和赵宛华同志。

1985年10月22日初稿

1986年6月1日修改定稿

《东台县革命斗争史料》（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