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锦 才

1941年6月，新四军一师政治部印刷厂在苏北角斜顾家庄，同志们把一个一个的铅字还进了字盘部位里，把机器部件清洗修理完好后，机器又开动了。当时，我们厂刚突破日寇包围，匆匆转移，但印刷器材仍有老五号二副，二、四、大号标题字等铅字（空缺不全）。还有四开印刷机一台，石印机一台，圆盘机一台，切纸是用土大刀手工切的。此时厂内有张鼐（厂长）、顾燕（指导员）、刘舀炎（排字组长）、胡志能、尹纪寿、朱德馨（排字工人）、张锦才（刻字工人）、胡家华（机印组长）、王澄、戴耀炳（装订工人）、李连元等同志，主要印刷《抗敌》杂志、宣教读物、战士文化课本、对敌宣传品等。

9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发现了我军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调主力向我根据地“扫荡”。我印刷厂为了适应部队反扫荡需要，把部分铅印机器设备“打埋伏”（埋在田地里），组成游击小组，随当地政府行动，做一些宣传抗日爱国的民运工作；另外又组织了一个石印小组，印刷政府通告，印刷劝告当地伪组织人员改邪归正的材料。我印过一张《关公像》，下面印上“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文字，以启发伪军的爱国心。

不久，日本鬼子又开始“大清乡”，我们的游击区活动越缩越小，只在离敌人十几里范围内活动了。是不是不能坚持生产了呢？历史的回答：不！不！不！！！我们在师首长的正确领导下，开辟了我们新的战场，向黄海前进！

12月，我们把分散的人员、器材全部集中到海边弶港镇，租了一只大海船，名叫“歪鼻子”（因船老板是“歪鼻子”），在我海防团的保卫下，在海船上坚持生产。

同志们一上船，海船上下、前后、左右摇晃，大家不约而同地恶心呕吐起来了，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坐在船板上，你看我，我看你，又好笑，又着急。船老大胡其友笑着说：“同志们，不要紧，以后会习惯的。来！大家吃几筷盐菜，可以压下去。”我们想盐菜不是药，能治怪病吗？但没办法，只好听他的，试试看。吃了几筷当真有用呢，喉咙口咕咕地叫了几下子，心里开始舒服了，头也清醒了，手脚也有力了。噢！真是灵丹妙药，不花一文钱，病治好了。

在船上，厂长召开了一个诸葛亮会，议论在海船上怎么装字盘、装机器，如何对付船晃关。经船老大介绍，船中间船晃程度大，靠近桅杆的地方晃动幅度最小，所以我们在桅杆前装四开机，桅杆后装标题字，大舱装老五号字盘。但浪大还是要晃动，怎么办？你一言我一语，办法又出来了，就是用铅丝把字盘吊在船板上固定起来，使它保持一定的倾斜度，在船晃时不翻字盘、不掉铅字。印刷机用木头四面钉在船板上，再用铁丝拉紧，平台用三角木挡住减少冲击力，船晃时也不动了。

海水又涨了，船在摇晃着，排字同志站着拣字，船向左摆，人就左晃，你要想拿右边的字就拿不到；船向右摇，人就向右晃，要拿左边的字就难了。后来，大家动脑筋，计上心来，当船晃时，你向船晃反方向多走一步，字就拿到了。机印刚开始印了几张，被大浪一冲，“咯哒”一声，四开机挡油槽的铁螺丝被撞断了。胡家华同志马上刹车，用三角木挡住了铁滚筒和平台，才避免了机器翻身把船板撞通的危险。为了不再发生这种事件，经过同志们议论，加固了挡槽螺丝，再加上一根粗弹簧，一头拉，一头挡，同时又在机器两边装上厚木板，保护船板，“困难”在我们面前低头了，我们顺利地开始船上生产。

领导非常关心印刷品质量，通过各种关系买来了一台铸字炉，一副新五号铜模，准备把铅字换上新的。我们就在海边小灶一带，找了个空着的盐卤坑，在坑上做了一个假坟墓作掩护，这样，这个盐卤坑就成了我们制造“新武器”（铸铅字）的工厂。化铅没有煤用树木代替，后来想办法，用棉籽饼代替，火力还能化铅，但油烟太熏人，闻惯了也没什么了。负责铸字的孙斌同志，日夜苦干，领导上叫他休息，他说：“我们也在造另一种子弹，厂里等得急迫，干完了再休息。”厂长张鼐同志和李秀英同志也跟上刨、锉、理，直到包好为止，今日生产，今日结束，以便敌情来了可以迅速转移。

海船上的生活很艰苦，首先是吃水。船上只能装一舱淡水，维持二十一天左右时间，就要靠岸买“甜水”（就是淡水，海水是咸的），用牛车运到我们海船上。如果岸边有敌情，船不能靠岸。就要到无敌情的其他海边买水吃。我记得，有一次断水了，不多时就没“甜水”吃了。岸上的日本鬼子在“清乡”、“扫荡”，没机会靠岸。最后，领导决定向南进发。说来真巧，我们向南行进不久，来了大风大雨。大家高兴地冒雨积水，碗、茶杯、面盆都用上了，还把被单张开，在水舱上积水，解决了吃水问题。其次是用水。在海船上，用水是用海水，“甜水”要节约用的，海水随你用，海多大呀，用不光的。可是，海水是咸的，用海水洗脸、洗澡、洗衣服以后，就会有化学反应，比如，大热天用海水洗澡后，不一会身上结成盐霜，全身不舒服，严重的生疮，生痱子。再次，在船上很少吃到猪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趁退潮，我们下海捉泡头鱼，拣海蜇、蚬子、蛤蜊等，用来改善伙食。

在海船上，文娱活动很活跃。比如我们请老同志（陈奇方、赵车、赖少其等）讲革命故事，用油墨罐、竹子、马尾等自制一只土造胡琴，有时唱《新四军军歌》、《印刷厂厂歌》等革命歌曲，还有演短剧等。早上出操，潮水来了学游泳，在大海上，海鸥在上空歌唱飞翔，机器隆隆声，铅字在手盘里嗒嗒响，还有欢笑声，还有一、二、三、四的军操声，真热闹呀！我们用革命的乐观主义改变了枯燥的海上生活。我们为祖国而战斗，一切为人民！我们这个坚强的战斗集体，过得很团结，很愉快！

1942年底，日本侵略军从东北调来所谓“王牌军”南浦旅团，在我华北八路军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对我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封锁各道海面港口，轰炸我海上船只。我海防团得到情报，当晚组织战略撤退，向启海一带敌占区迅速转移，结果，敌人扑了个空，炸了空船。

我们这次向启东三窖一带敌占区转移，是依照上级的指示，要求我们印刷厂到陆上敌占区活动。为此，大家把心爱的军装脱下，换上各式各样的便衣，船到敌占区时，说是上海来的“新兵”，参加伪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姓汤，是共产党员），印刷器材伪装了送到一家大财主家，我们的同志分散在周围老百姓家住下。伪保甲长在汤大队长的舅舅介绍下认识了，为了应酬和掩护，我们有时参加打牌、吃酒等活动。我记得在那里印了二期《抗敌》杂志，是赖少其、曾斐同志编辑的。时间一长，我们的情况被敌人发觉了，我们厂长在陆洲舫（伪军司令，驻启东）那里得知，敌人要“围剿”我们印刷厂了，我们在当天立即转移到南阳镇，脱离了敌人的追捕。虽然，路上遇到追捕我们的伪军，给我们应付过去了，因为敌人也是心虚的。可惜，我们的光荣的共产党员汤大队长被敌人杀害了！我们至今还常常想念他。

3月，我们从海复镇吕四港下海，又搬到船上，又开始海上战斗了。这次在海上，我们排印了组织部、干部部编印的《革命烈士纪念册》。这本纪念册印得字迹清楚，深受读者欢迎。为了配合车桥战役，我们还印刷（石印）了车桥地区情况图，配合指挥作战，车桥战役经过半个月时间，活捉日本侵略军三十多名，是华中地区抗战以来活捉日军最多的一次。

车桥战役的胜利，使我苏中抗日根据地扩大了。我们印刷厂就向东坎、益林、建湖、射阳进军，在响水口、八滩一带活动。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三师印刷厂的同志们，为他们铸了两副新五号字，加强了他们的战斗力。临别时，三师印刷厂召开了送别会，会上有文娱活动，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也来参加了节目，成为军民联欢会了，真是军民团结一条心，革命无不胜。

不久，我们奉命向安丰朱郭庄转移。在朱郭庄，为了配合部队开展整风活动、大生产运动。我们印刷了许多整风文件，有的印在《抗敌》杂志上，有的印单行本。还印刷了党中央文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全军整风运动。为了配合大反攻，开展对敌攻势，日本反战同盟支部香和、山本等同志到印刷厂来编印《日本反战同盟报》。日文铅字是通过江北公司日本人开的商业部门带来的，还在上海动员李伯民同志来排日文报和日文对敌宣传品。为了作战需要，印刷军用地图，由陈坚、少和等同志负责完成任务；还印了后勤需要的图表、粮票等。在这段时间，我们除了生产繁忙外，还要坚持自己的整风学习，提高政治觉悟。为了改善生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养了不少鸡鸭、种了不少蔬菜，真是革命、生产双丰收。

当时我们印刷厂发展了，上海来了新同志，如夏阿伟、王瘦人（已病故）、吴根生、吴福生、王福元、王珠凤、吴秀宝等同志，战斗力加强了。部队在哪里，我们印刷厂船就停靠在附近，说走就走，行动方便。记得当时印刷了毛泽东同志的《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两本单行本，发遍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敌占区，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的人民。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当时驻在东台县九龙港。我们虽然没有电台收报，但是，胜利消息我们知道得早，我们很快排印了胜利捷报，用两只脚跑，脚踏车送，骑兵送……及时地把捷报发行到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各地。厂内同志们也喜笑颜开，欢欣鼓舞。傍晚大家会餐，开了文娱大会，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原载《战斗在华中敌后》之三)

东台市档案馆馆藏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