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云华

1941年2月，日伪第二次入侵东台城。日军不仅在城区设立了三处司令部，而且在城郊东广盈庄、张家墩子等地也各驻扎了一个小分队，对广大群众实行军事统治，血腥镇压，并经常下乡“扫荡”，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拘捕残杀我方干部，企图消灭我抗日武装，摧垮刚刚建立的民主政权。为了粉碎日伪“清乡”、“扫荡”阴谋，坚持敌后斗争，1942年春，我党派王一峰到城东边沿地区开展地下活动，组织领导边区斗争。当年我由曹友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才十八岁。不久边区建立了党的地下支部，我担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共有党员十八人，分六个党小组，每组三人，各组党员都是单线联系，王一峰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搜集情报，散发传单，进行秘密通讯联络，接受上级党的指示，组织边区武装斗争。

原地坚持

日军驻在台城时，我们经常采用玩小龙灯等形式，深入到日军戒备森严的宪兵司令部里进行侦察，了解敌人人数、枪支、弹药存放的地点等情况，向上级回报。

1945年日本接近投降的前夕，小海区委（那里城东一带属小海区）派黄志和等同志来领导边区武装斗争。这时，我们大部分由秘密活动转入到公开的武装斗争。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们配合黄志和的区队，攻打驻在东台天主堂、老坝、北关桥、下坝等的日军，直打到东方发白。日军由东台向泰州方向逃跑时，我们一直追击到十八里河口。

1945年9月1日，东台城第二次解放时，我们和区队配合维持台城的秩序；等县政府上来了，交接任务后，县民运队派我们到肇新乡建立民主政权。在初建乡政府时，黄志和任肇新乡（包括现在的东、西广盈、肇东、肇西、新团）第一任乡长，我任农抗会长。不久分肇东、肇西、新团、西盈等乡时，我由肇新乡调肇东乡任指导员兼乡长。

1946年秋末冬初，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反共打内战，猖狂向我解放区进攻。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东台城后，我们一些靠近台城边沿地区的乡、村干部不得不撤离家乡到后方去。当时区委根据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指示，动员组织我们坚持原地斗争，即把乡村干部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简称“武工队”，在区委的领导下，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坚持原地斗争，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到了1947年上半年，斗争十分艰苦，有些意志薄弱的人逃跑了，有的丧失立场自首变节了。

根据斗争的需要，城东区的武工队，在区委领导下，共分三条线，在东台城边沿一带活动。南线武工队，包括于亭、大洼、东、西广盈四个乡，由鲁鱼负责领导；北线武工队，包括丁南、北灶、正团、薛舍、中心五个乡，由缪春荣负责领导；中线武工队，包括肇西、肇东、新团、垛团等乡，由我（当时是区农会长、组织科长）负责领导，先后有七十多个队员。

那里城东边沿地区地处斗争前沿，特别是于亭、西广盈、肇西、肇东、新团等乡更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敌保安队、乡、保长、还乡团、自卫队几乎天天要到这些地方来收捐，对贫雇农进行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坚决打击反动地主，进行了保卫胜利果实的斗争。对坚持反动立场的、民愤大的敌乡、保长，坚决镇压，毫不手软。1946年10月左右，伪乡长张文藻等十几个坏家伙，见国民党反动派向北窜犯，来势凶猛，他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已到，蠢蠢欲动，企图勾结反动派来害我方干部。我们掌握了确实情况后，就抓了十几个反动家伙，并当夜镇压了以张文藻为头子的七个坏蛋。

活捉俘虏

1947年夏，国民党军七十四师的一个旅，分南北两路向解放区进行“扫荡”。南路由新团往东，北路由上团往东北，来势凶猛。在敌人下乡“扫荡”前，我们已得到了情报，区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研究了作战方案。敌人有几千，又有新式武器装备，而我们游击连、武工队加起来不过三、四百人，武器只有三挺轻机枪，人数是敌人的十分之一，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们采取打麻雀战方法，掩护后方老百姓撤退。南线、中线、北线武工队紧密配合，遥相呼应。中线由我带领精干队员十八人，主要目的阻击向北窜犯的敌人，南、北两线的武工队负责群众的转移工作，区游击连作掩护。当时党委交代我们能阻则阻、能拖则拖，不行就转移，不得和敌人硬拼，避免消耗和损失。接受任务后，我们十八个人分成六个组，相隔一、二里一个组。在敌人下乡之前，都隐蔽好了，等到敌人由西往东前进时，就这里一枪那里一枪的，弄得敌人摸不清底细，既不敢停步，又不敢快速前进。就在这时，埋伏在河边芦苇中的一组队员发现一个敌军官后面跟着一个背皮包的兵，掉队在后慢步往东跑。我们的队员毫不犹豫地带领小组的同志向岸上冲去，抱住敌人拖了就跑，等后边的敌人赶来时，我们已跑得好远了，其他组的同志听到撤退信号后，也立即撤出了。我们将俘虏的敌人送交县里，经过审讯才知是敌旅长的一名副官。他当了十八年的兵，刚提升副官不久，就成了我们的俘虏。从他的公文包里，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和有关重要情报。

处决朱荣

肇新乡八保敌保长朱荣是一个极端反动的家伙，人民恨之入骨。1947年的年三十（除夕）晚上，我带领六个人夜里深入到敌人据点里抓他。六个人分成两个小组，三人在外担任警戒，三人随我捉朱荣，我将朱住房的门推开后，发现朱家明间里地铺上睡着六、七个自卫队员。我们当即对他们讲：你们睡你们的觉，不关你们的事，谁如果不老实，谁就不想活。这时朱荣从梦中惊醒，听到是我的声音，他刚想叫喊，我已站在他的面前，枪口对准了他，命令他放老实点，跟我们走，只要你叫一声，即当场打死你，他吓得连连求饶，就这样捉住了朱荣。朱荣被捕后，经教育，他表示拥护民主政府，不再干坏事，并愿意为我们办事，将功补过。他的亲戚也到我们武工队来保他，于是我们就交代他一不许向穷人摊捐收税，二不许向敌人通风报信，三不许阻挠我们收公粮，只要答应这几条就释放回去，还干你的保长。他当着我们和他亲戚的面一一答应下来，我们释放了他。谁知他回去后，变本加厉地干坏事。先是“烧猪”，大收人情，以后又摊派各种捐税进行敲诈勒索，尤其猖狂的是到处悬赏要捉拿罗云华，捉到活的赏米二百担。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抱怨我们不该把朱荣放回去。

为了除害，我们商量了第二次捉拿朱荣的办法。他从释放回去后，不睡在原来的地方，而睡在保安队据点里面去了。我们掌握了他的活动规律后，一天我同姜仁洲等三同志化装成叫花子，大早来到离二女桥敌人据点不远的王家香店门口晒太阳，捉虱子，等到约七点钟时，果然不错，听到有人叫“朱先生早！”知道他已出来了，而且是大摇大摆地向我们这里走来。等他跑到我们面前时，我们三人一齐猛扑上去抓住了他。他看清是我们，吓得魂飞魄散，想不到大白天在他们据点附近被我们捉住。为杀一儆百，开展工作，经区委批准，当夜我们就将朱荣处决，并把为什么要处决朱荣的传单和他的罪状贴在二女桥碉堡周围。这一行动，大长了我们的斗志，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此后，在我党的政策感召下，有些敌保长暗地投诚，承认条件，接受任务，表示立功赎罪。

巧夺枪支

1947年农历12月26日下午，我派武工队员姜正华、单怀宝、杨宝鉴、蔡扣侯四人到敌占区了解敌情联络点，完成任务回来时，已是下半夜了。他们走到杨祝三家门口，见门虚掩着，屋内还有灯光，并有说话声，他们四人就轻轻将门推开一起走进去，看到有四个人正在打牌，又见旁边床上睡着两个人，枕头下面还放着枪，不禁大吃一惊——碰上敌人了！但是他们已经进去就不能后退，只好见机行事。这时，姜正华灵机一动，顺手就将床南头的一支枪拿在手中玩弄，边玩边说：“好家伙，还是美制七九的呢！”睡在北头的一个自卫队员开了口，“还有好的在这块呢！”立即将花了八十担粮买到的二十五响冲锋枪拿出来，被单怀宝一把夺了过来说：“你们还带枪来赌博，我们报告去”，边说四人就边往外走，敌人以为我们是自卫队，还说，别开玩笑，谁知我们是武工队，巧夺了他们的枪走了。原来睡在床上的两个敌自卫队员是九区的，姜正华等四人进门时，他们把我们的人错当成是一区的自卫队，否则怎会轻而易举地夺到他们的枪呢！

奇袭敌军

1947年农历12月28日，驻在东台北关桥后一里墩（又叫三里湾）的九区敌自卫队，准备到城东一带进行十天时间收捐、“扫荡”。我们得到情报后，研究了对策，趁敌人没有出发前，来个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县独立团派了两个连，加上区队的两个连，我们武工队担任向导，配合主攻。县团的两个连担任南北警戒，分头阻击北关桥和丁溪增援的敌人，区队两个连加上武工队配合，分三路向一里墩进击。我们的队伍到了敌人的防地，发现敌人毫无警戒，只有敌自卫队部门前有一岗哨，正巧碰上我们的尖兵，这时敌人哨兵打枪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冲锋号响了，战士们犹如神兵天降，冲到敌自卫队的住所，将敌人围住，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乱成一团，有的无目标地乱打枪，有的提着裤子向外溜，有的负隅顽抗，有的跳河逃跑。我们一面打，一面宣传政策，缴枪不杀，不到半个小时，击毙十多人，生俘七十多人，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特别是捉住了吴三（外号三牛皮），大家都很高兴。俘虏带到垛团，已经天亮了，经过教育，除留吴三未放，其余全部释放回去。后来吴三在被解押转移时逃跑，我神枪手丁宏宝将他击毙。

两点教训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在战斗实践中我是深有体会的。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现在回忆起来有两件事仍然使我感到痛心。

第一次是1947年秋，在新团打阻击战时，我们武工队只有三十多人，本来在庄西阻击敌自卫队，谁知一到新团庄就和敌人碰上，打起遭遇战来，敌人有一部分从陆家桥迂回上来，抄了我们北去的后路。在北路担任阻击敌人的是新团乡指导员胡宏喜，谁知他到了牛桥北边，在战斗中被俘，武工队员张日桂在战斗中牺牲，姜仁洲也挂了花，后来幸亏南线武工队赶来增援，才把敌人打向南泊河逃走，弃下了几具落水死尸。

第二次是1947年下半年的上团伏击战，这次伏击战由于我们事先掌握的情报不实而吃亏。原情报敌自卫队五十多人，于某一天早上七点多钟下来收捐。我们就根据这样的情报部署了一场伏击战，即在当天夜二时左右，我将武工队率领到预先选择好的埋伏点，埋伏下来，谁知早晨战斗一打响，我们反而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情况非常危急。我随即命令全队向东突围，强渡正团庄南五搭桥。有几个队员为了掩护我撤退，不肯离开，我命令丁宏宝赶快夺桥，不要顾我。于是丁宏宝拼命争先抢夺了桥头，用二十五发的冲锋枪对着冲向桥的敌人横扫，乘敌人倒伏时，中间闪出了一条路，我们的队员就象猛虎一样冲过去，掀起桥板，即跳下壕沟，才突了围。队员许惠玉在突围中，中弹倒入河中牺牲。

这两次战斗失利，都是吃了不明敌情、指挥欠妥的亏。第一次新团阻击战，自卫队实际是六十多人，分南北两路下来，时间又比我们早一点，结果打了一场遭遇战，牺牲了两名好同志。第二次的上团伏击战，敌人实际上是二百多人，是我们的四倍，他们还有一百多人的保安队配合，利用自卫队作诱饵，引我们上钩。时间上他们比我们早到一个多小时，又埋伏在房顶上，居高临下，我们的行动他们看得很清楚。打起来后，我们人过于集中，敌人比较分散，因此，战斗一开始，我们就处于劣势地位，非常被动。所好的是，我们的武工队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人人有一颗忠于党的赤诚之心，个个有临危不惧、沉着应战、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所以最后突出重围，避免了重大损失。

（县委党史办公室、城东乡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整理）

《东台县革命斗争史料》（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