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理第一，识字第二”的明理堂

我县根据地，从一开始就重视民众教育。1940年，各乡农抗会组成“农户学习组”，组织农民群众学文化，明道理。大家在学习组里学习了“东一村、西一村，村村都有种田人”；“船有舱，箭有弓，翻身跟着毛泽东”等课文，对提高思想觉悟，促进识字，配合抗战起了积极作用。1942年，各区成立了社教工作团，负责协助各乡办好明理堂和民众学校工作。次年冬县文教科召开教师联席会议，听取了董希白县长的报告，决定全面开展明理堂工作，广泛实施民众教育。各区乡先后砌建了明理堂（相当于后来的俱乐部），各村又办起了明理坊，为抗日文化宣传广泛建立了活动阵地。明理堂贯彻“明理第一，识字第二”的方针，除组织群众识字学文化而外，并结合中心任务进行政治宣传。如唐洋、角斜等区各乡在明理堂里张贴标语、布告，拉彩球，办壁报，组织拉二胡、唱小调，排演文艺节目，歌颂抗日救国的好人好事，揭露日寇的凶残暴行，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参军、参战工作。为了宣传抗日和帮助群众扫盲识字，有些区乡编有《新三字经》课本，在明理堂办夜校进行教学。

从冬学到乡学

冬学是群众性的政治教育运动，利用冬闲组织农民学习，结合扫盲识字进行形势与任务的宣传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1941年陕甘宁边区发出“学习识字做好事”的号召，县民主政府领导开展冬学运动，我县广大干群很快响应，各种学习组织如识字班、读报组、一揽子民校、冬学识字班、夜校等，在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个个破土而出。广大农民踊跃参加冬学识字活动，“数九寒冬把书念，春暖花开好种田”。冬学识字班，除教识字课本外，更以政府散发的传单做教材宣传抗日救国。传单内容有：“万众一条心，团结去抗战，手握红缨枪，去打小东洋。”“小白菜，青又青，我送亲人去当兵，当兵要当新四军，保卫国家为人民”。“做军鞋，送军粮，支援亲人打豺狼”等。有的冬学教师还编成小调教唱，既教识字，又使大家懂得了道理，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后来办冬学形成高潮，由县培训骨干。

1944年秋，苏中行政公署召开了一次文教工作会议，决定把成人教育作为工作重点，在冬学运动的基础上发展乡学。会议号召各地开展乡学运动，各个乡都设专职的乡学主任，变冬学为常年学习。会后不久，我县成立了乡学工作队，下设总务和戏剧两股，队员计七十多人，潘祝平、李石易先后任党支部书记兼队长。工作队直属县委宣传部领导，配合中心任务，排演戏剧进行宣传，平时分散随县独立团一道开展宣传活动。县团每进驻一地，工作队立即在驻地周围张贴标语、演出节目，强化政治气氛，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他们还深入边区刷大标语、演剧，甚至潜入敌占区控制伪乡保长，教育他们认清形势，不要与人们为敌。这支乡学工作队短小精悍，活动在战争环境里，出没无常，老百姓见了欢迎，日伪见了头疼。

抗日戏剧活动

为了夺取抗战胜利，根据地各学校的师生，配合中心政治任务，编排演出不少宣传抗日救国的戏剧。当时部队和地方更有一些专业或业余的文工团和剧团的组织，也编演过许多有声有色、威武壮观的剧目，对鼓舞群众的斗志，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1年，一师文工团以侦破潘䥕大地主丁紫亭（顽镇长）对抗减租，杀死佃户陈信之的案件为题材，编演过话剧，揭露恶霸地主的罪行，结合抗日宣传，教育农民群众增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意志。

1942年到1943年间，各区成立了业余剧团，在农村巡回演出。如唐洋区业余剧团，曾巡回演出《天下大事》、《暴风雨的前夜》、《救下杨奶奶的猪》等剧目。又如海丰区也成立了农村剧团，编演了秧歌剧《送公粮》、《小佳人想报仇》，广场剧《鬼子捉鸡》和以大补缸为形式的《修锅》，深入乡村演出，每演一场都有青年农民报名参军，如海丰乡上官村的李锡华，桑梓乡民主村的朱爱山等看了演出以后就要求参军。鹤𫭢地区曾组成业余剧团，演出过秧歌剧《刘桂英是朵大红花》、歌剧《曹立三的转变》、话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又自编自演了不少活报剧和小调剧，影响较大的如《斗争白虎星顾卓峰》、《活捉敌伪双司令》、《送郎参军》等，均受到观众的好评。

1944年，弶港剧团曾演出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松花江上》。县乡学工作队曾配合中心任务编演大型剧目《朱茂才》，在县内外演出，并向分区党政机关汇报演出。吉洛（姬鹏飞）曾观看过此剧。三仓镇结合冬学运动的开展，组织文工团，搭露天舞台，被单当幕布，铜勺绑在柱子上，倒些豆油，放一把灯草点着，作为舞台灯光，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演出了《血泪仇》、《天下穷人是一家》等歌剧、话剧。这年十二月，《江海报》264期载有我县许旺乡陆剑英发表的《争当抗属光荣》小戏剧，配合动员参军演出。